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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代人的留学梦

王嘉祥

没想到,孙子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发回的一条微信,将北美一个国家、一座城市、一所大学,变成了我心中的牵挂。

于是,我立即上网检索:加拿大、渥太华、蒙特利尔、多伦多;于是,我立马赶去书城,买了一本新版的《世界地图册》,拿着放大镜,寻找多伦多的地理坐标,计算从上海到加国的空中飞行距离;于是,寻找白求恩大夫的故乡——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,想嘱咐孙子代表全家去为这位国际主义战士献上一束鲜花。从这一天起,我对有关加拿大的每条电视新闻都格外关注,对朋友交谈中涉及多伦多的所有消息都特别留神。这是因为出国读大学,是我们祖孙三代人的情结。走进新时代后,终将梦想变成了现实。

这几天,我总在思考,总在感慨,晚上躺在床上总有历史的影像,一次又一次地晃动在眼前……

上个世纪50年代末,我考进如西革命老区一所中学,教我们班俄文的是年轻帅气的陶老师,他俄语发音非常好听,板书姿态端庄优雅。陶老师的传道、授业、解惑,让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知道了十月革命,知道了列宁、斯大林、高尔基、托尔斯泰这些伟人和文学家。课余时,他喜欢一边拉手风琴,一边教大家学唱抒情歌曲《三套车》《红梅花儿开》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。他还帮助牵线搭桥,让我们班的同学与莫斯科一所中学的同学通信,希望借此尽快提高大家的俄文书写和应用水平。后来,听高年级的同学说,陶老师是苏联的留学生,回国后在武汉长江大桥为苏联桥梁专家当翻译,因为身体原因才改行做了中学教师。陶老师知识渊博,人长得英俊,是当时男女同学共同的偶像。在整个中学阶段,我心中一直有个连自己也难以相信的念头,高中毕业后,也要像陶老师一样,先考国内大学,再争取到苏联去留学。穿着列宁装,留着一边倒的发型,哼着俄语歌曲,走在莫斯科铺满金色阳光的大街上。

然而,我的这个心愿,却没能实现。1962年经济困难时期,台海局势紧张,全国进入了战备状态。我高中没有读完,就投笔从戎,跨进了军营。紧接着,中苏交恶、“文革”爆发……想去苏联留学的夙愿,成了挂在天边的一颗遥不可及的星星。

1987年夏,我的大儿子高中毕业时,已是改革开放的初期。那个时候,莘莘学子到欧美、日本、澳洲留学成为新潮。经教育界几位好友引荐,我准备把大儿子送到日本读大学,相关的手续也几乎办妥了,可在临行前我却改变了主意。原因之一是对日本的现状知之甚少,心里没底;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经费拮据,虽然每年需要四五千元人民币,可那时我们夫妻二人全年的工资加起来还不足2000元。再者大儿子没有学会日语,担心他赴日后交流困难,不能适应。基于这些因素,第二代出国读书的梦想,如同夜空中的一颗流星,仅仅在眼前划出了一道刺眼的弧光,瞬间就消失了。

到了我孙子这一代,出国留学已成平常事。寻求知识没有国界,学术研究不分国籍。据央视信息,这几年全国每年出国留学的人数都超过100万人次,其中有65%左右先后返回,报效祖国。孙子正式录取加拿大多伦多大学,是他自己的奋发努力,更是因为他遇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。

多年前,曾有人说:“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”,那是崇洋媚外的心态。现在每年同样有几十个国家(地区)的几十万外国人,到中国求学。今年中秋,孙子将与来自中国其他地方的学友,在异国他乡欢度第一个中秋节。我们也将与他远隔千山万水,共同遥望一轮皓月。那天,我给孙子发了条微信,告诉他,他乡风光好,月是故乡明。故乡是梦里最温馨,醒来最感怀的地方;故乡是离得越远,看得越清楚的地方;故乡又是年少时最想离开,年老时最想回去的地方。因此,不管你明天走到哪里,但必须记住:我们永远是炎黄的子孙,永远是龙的传人。为了我们身后越来越强大的祖国,要将世界一流大学当成熔炉,把自己冶炼成祖国大厦上的一块好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