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陈正言

 

我这辈子吃过无数顿饭，有山珍海味，也有难以下咽的野菜杂粮，渐渐都模糊了。但那年在一个农民家吃的一顿午饭却成为我永远不能抹去的记忆。

1972年，我二十多岁，刚开始当赤脚医生。一天上午，一个老农模样的人站在诊所门口怯生生地问：“先生，我是12队的邱正富，您能不能去我家替我老婆看一下病？”他高大的身材，约有1米8，体魄健壮，但灰黄的脸上刻着很深的皱纹，显得忧愁无奈，头发蓬乱，两鬓初霜，身上穿着破旧的土布衣服，补丁叠着补丁，两只手又粗又笨，布满老茧且开裂。一眼望去，我不禁想起鲁迅笔下的中年闰土。其实他只有34岁，看得出，困难的生活折磨得他像个小老头。我有点为难，因为我还没有单独出诊过。我对他说：“×先生就住在你们队里，怎么不找他呢？”“他……”话又咽回去了。我踌躇了一下，说：“走吧。”

我们跑了一里多路，来到一间破草屋前，屋前是一块空地，放着乱七八糟的农具杂物。进屋一看，我有些吃惊。十多平方米的屋里黑洞洞的，微弱的光线下，靠北墙是一张破旧的床，一个瘦小的女人躺在床上呻吟，3个小姑娘坐在女人身边哭闹；靠着南墙窗户是煮饭的灶，灶旁堆着柴草；一张破桌子靠着东墙，上面摆着碗筷。我进屋后，坐也无处坐。他从外面拿进来一张小凳让我坐下，我把出诊箱放到饭桌上，问：“你家几个人？”“夫妻二人还有3个小姑娘，大的8岁，小的3岁。”“就这一间屋？”“是的，刚刚分家。”他低着头说。

屋外阳光明媚，屋里的穷使人辛酸，与“正富”的名字太不相符，怪不得×先生不愿来。我顾不得这些，仔细询问病情。原本女人也是位贤妻良母，1964年，如皋脑膜炎大流行，她不幸染病，起先拖着，谁知病情越来越严重，直至昏迷。老邱把她送到公社医院，经抢救，人活了，但留下后遗症，发作性头昏头痛呕吐，几乎不离诊所门，日久，医生都厌了。生活重担压在老邱一个人身上，加上儿女多，他家就成了队里的穷人，幸好队长仁慈，年年救济他，才勉强度日。

我仔细给她做了体格检查，诊断她是神经官能症，开始安慰了几句，说：“我给你打一针，睡一觉就会好的。”她点点头，停止了呻吟。我给她注射了一支安定，并嘱咐老邱下午去诊所拿点药再吃几天。

下午，老邱去诊所拿药，脸上绽放笑容，说：“你打的针真好，一会儿就好了。”其实这是暗示疗法，好得快，但还会发作。

就这样，我隔三差五地总要到邱家去上一趟，每次都变换着不同的药物给她注射，效果很好。就这样，她发病的次数越来越少，也能下地干轻活了。有一次，我刚刚打完针准备回去，老邱不肯，无论如何要留我吃饭。我再三谢绝：“你家这样穷，吃饭就免了吧。”老邱拖住我，急得快流下泪，说：“你不嫌弃我，每次看完病就走，我实在过意不去，今天让我感谢你一次吧。”他立刻灶上灶下忙碌起来，不知从哪里弄来2圈晒干的面条，又风风火火去田里割了一小把山芋苗，洗净，用棉籽油放在锅中爆炒一番。我有些困惑：这山芋苗能吃吗？虽说现在山芋苗已经充斥菜市场，可那时农家餐桌上从来没有这道菜，没人吃这东西。很快，面条和爆炒山芋苗被端上破饭桌，见我迟迟不动筷，他说：“我不知道怎样感谢你，不过你放心，这山芋苗能吃。”在他的劝说下，我夹了一根山芋苗放到嘴里，那鲜美的味道立刻在口腔内散开来，嫩、脆、香、肥，不同于一般蔬菜的口味。我一口气将山芋苗全吃光，还觉得意犹未尽。我知道，这已是他所能弄到的最好午餐了，虽然没有大鱼大肉，甚至油也是棉籽的，但我至今不能忘记一个贫困善良的农民的这份纯朴情感，这是他对帮助过他的人所表示的谢意，比起甜言蜜语的恭维和酒店里的答谢宴要真诚得多，让人感动得多。

四十多年未见，最近老邱的小女儿找我看病，使我有些惊喜。“哦，这么大了！”我感慨地说。“今年47岁啦。”她显得很活泼。“当年才三四岁吧，一个小丫头。”我急切地提了一连串问题：“家里可好？你父亲可好？大概有80岁了吧……”“分田后，我们三姐妹渐渐长大，也盖了楼房，日子好过了。不过我父亲早死了，有20年啦，是淋巴癌。”她声音渐渐低沉。“你妈呢？”“她倒好，今年82岁，病也不发了，干活利索得很，老念叨你。”我又惊又喜，喜的是她妈病好了，惊的是天不佑人。我眼前浮现出那个老实忠厚的农民形象和那顿难以忘怀的午餐，失落感久久不能散去，我多想再去会会他，看一看他的新楼房，吃一吃那爆炒山芋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