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包宏龙

 

在我们乡下，有句老话叫“长兄为父，长嫂如母”。然而，我们的大姐一直像母亲一样关心我们、爱护我们、培养我们，我们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幸福生活，与大姐是分不开的。我们深切地感觉到大姐如母。

我们家三男四女姊妹七个，大姐最大，我最小，我与大姐之间相差二十多岁。打记事起，我就清清楚楚地记得，大姐对我们六个弟弟妹妹都倾注了无尽的情和无限的爱。

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人们的生活水平很低，经常食不果腹、衣不遮体。加上我们姊妹几个又小，只有父母二人是主劳力，母亲还经常生病。所以，我们家比一般人家更困难，日子更不好过。大姐只上到小学二年级，十几岁就放下书包拿起了镰刀。她先是跟在父母后面干些力所能及的事，后来就干一些大人们才能干得的活儿，再后来就作为主要劳力挑上了粪桶、箩担……这些重体力活儿，常年压在大姐稚嫩的肩头上，致使大姐的个头比一般同龄的女孩子小，只长到一米五几，是我们家个头最小的。大姐不仅关心我们的生活，也非常关心我们的学习，平时一有空就辅导、督促我们完成作业。后来我们学习的内容超过了大姐所掌握的知识水平，她就只督促、不辅导了。为此，大姐非常懊恼自己没有多读几年书。但她不后悔，因为她帮助父母抚养着我们这些弟弟妹妹。

大姐二十岁就结了婚。据说当初她是不愿意这么早就结婚的，但姐夫家催逼得急，因为姐夫家比我们家还穷，希望姐姐及早嫁过去助他们一臂之力。听父母说，姐姐出嫁时，舍不得离开我们、舍不得离开家，又哭又闹，死活不愿意上“轿”——农村那种运输粮草等物资的平板车，最后是男方家来迎亲的媒婆硬是把大姐“绑架”上了“喜轿”。大姐是真不愿意离开家。大姐出嫁后，一直放心不下家里的弟弟妹妹。她每天以泪洗面，好不容易熬到“回门”的日子，大姐一早就独自步行十来里路回来了。姐夫早上醒来没见着姐姐，估摸着她可能是回娘家了，也三步并着两步地追了过来。姐姐前脚到家，姐夫后脚也到了。一家人欢欢喜喜吃了顿饭，大姐就催姐夫回去，说要在娘家多住几天。其实，她是看到田里的麦子好割了，想留在家里多干几天活儿。姐夫拗不过她，只好“灰溜溜”地回去了。

当然，这些都是后来听父母和村里的一些长辈们说的，因为那时我还小，不怎么记事。我不记得大姐是哪年出嫁的，也不记得大姐出嫁时的情形。在我的印象里，大姐会隔三差五地从婆家回来看望我们，而且每次回来基本上都要带些东西，不是带吃的就是带穿的。吃的主要是鱼和肉。所以，我们几个总盼望着大姐回来。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七八岁时的那次大姐回来，她左手牵着比我小两岁的我外甥，右手拎着几斤猪肉。我们几个已经好几个月没有闻到肉味了，妈妈连忙从大姐手里接过来肉，洗洗刷刷，不一会锅里就飘出了肉香……这一顿饭菜，我们至今记忆犹新，终身难忘。

大姐最擅长的是做鞋。她会做棉鞋、单鞋、方口鞋、圆口鞋和松紧带鞋等各种鞋。只要一有空，她就纳鞋底、剪鞋帮等。提起大姐做鞋，我就想起她的那双手。这是一双怎样的手呀，手掌、手背像饱经风霜的树皮，处处都是皱褶。特别是到了冬天，这双手会裂开一个又一个口子，稍微用力，裂口就会钻心地痛，容易生冻疮的手背长期肿胀着，一块一块的冻疮会往外溢出血水……可就是这双手，稍有空闲，就会帮我们做鞋。我亲眼见过多次大姐做鞋时的情景，她将针箍套在中指中端，每扎一针，总要用针箍顶一下，然后用牙咬着针身将针拖出鞋底，每扎一针，大姐的眉头都要皱一下，因为一用力手就痛……就这样，大姐一年四季为我们做着鞋。每次她从婆家回来，肩上就会挂着一大串鞋，父母和我们姊妹六个都有。我们几个一直是穿着大姐做的鞋长大的。

1983年10月，我光荣地成为南京军区某部一名人民解放军战士。临别，大姐千叮咛、万嘱咐，要我在部队好好干，注重学习，保重身体，努力进步。我也信誓旦旦要走好人生第一步，争取跳入“龙门”，光宗耀祖。可是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1985年至1986年间，我的父母先后去世。这一个接着一个的巨大打击，对于我这个涉世不久的“新兵蛋子”来说，犹如五雷轰顶，不知所措，陷入了痛苦与迷茫之中……

一天下午，我突然接到亲戚一个电话，说大姐看我来了，我又惊又喜。原来，自从父母去世后，大姐心里更加放心不下我。但一个从来连县城都没有去过的农村妇女，哪敢随便去省城？正巧，这位在省城工作的亲戚回老家探亲，得知大姐想到部队看我，就顺便把我大姐带到南京，又把她送上了开往我们部队附近的车……这一夜，大姐克服旅途的疲劳，跟我聊了一夜。她没有任何大道理可讲，只是说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不容易，只要生命还在，就没有什么可怕，就有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等等。她的话，让我的理想在内心重新复燃……

如今，我早已经回地方工作，有房有车，并且成了单位的一名中层干部，一家人在城里过上了幸福生活。可年近八十、仍然生活在农村的大姐，心里还一直惦记着我们，时不时地打听我们的生活状况，打电话来吩咐这吩咐那，俨然就是我们的母亲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