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贾国勇

在那个吃饱穿暖的基本需求尚难满足的岁月，读书就要花费钱财，还会耽误正常的生产和劳动，确实是奢侈和浪费。十四五岁的时候，我曾经从父亲的口袋里偷了一元一角钱，去县里的新华书店买了本《吕梁英雄传》。尽管“拦路羊（陌生字）”成群，书读得坎坎坷坷，却依然为书中精彩的故事所吸引。到了晚上，点上油灯也要读，算是我“一口气”读完的第一本书。不知道父亲从什么渠道拿到了我偷钱的证据，把我从被窝中拉了出来，狠狠地打了一顿。如果不是大姐从中劝解，恐怕连《吕梁英雄传》也要被扔进火堆中烧了。

现在想来，挨打确实不亏。当时，我们一家六口全靠父亲做小生意养家糊口，一元一角钱是他两天的“经营”收入。买这本《吕梁英雄传》，花费了我家两天的口粮款。不挨打才怪呢！

1992年的春天，我到河南省省会郑州市打工，把每个月的工资寄给了守在家乡孝敬父母扶养儿女的妻子，依靠微薄的稿费收入解决衣食住行，从中再拿出一部分钱买书来读。在这段时间里，除了在省直书店里购买新闻采访专业的书籍外，还在街头的报亭里购买了《小说月报》《散文》《随笔》《读书》等文学类期刊。

2003年春天的时候，我要离开郑州市到北京的一家杂志社做编辑了，就雇了三轮车把在郑州攒下的家当运往长途汽车站，拉回老家淮阳。我记得非常清楚，大大小小，连杂志在内各类图书共有六百多本，因为这些书，蹬三轮车的师傅误认我是个大学教授，说尊重读书人，非要给我免去三轮车费不可。为此，我解释了好半天，人家才同意减半收下。当时的社会上有很多传奇的故事，譬如“做导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”“研究科学种植的不如卖菜的”等等，让人对知识的价值产生了怀疑，更不用说读书了。没想到，这位三轮车师傅让我真正认识到读书的可贵之处：一个人爱读书没有错误，是个让人尊敬的“好毛病”。

到了北京工作后，不仅仅有好的买书氛围，而且买书也方便了许多。在我客居的石景山区有两家旧书市场，里面的图书琳琅满目，并且价格便宜，三五元钱就可以买到心仪的图书。当然，还有地摊上的盗版书。2008年10月，贾平凹的《秦腔》获得了茅盾文学奖，图书市场上一时洛阳纸贵。为此，我就到地摊上买了一本盗版书，价格是七元，读完之后，同样领略了先生的文学大家风采。后来，自己出书当了创作者，认识到盗版书对创作者权益的危害性，再没有买过盗版书。那些买来的盗版书也没有扔掉，几年下来，竟然有二百本之多。

尽管有人在唱衰纸质书，但是，纸质书的价格一直“见风涨”。譬如前文说的1956年版的《吕梁英雄传》，32开本，427页，定价1.1元。前天，在书店购买了一本刚刚出版的《行参菩提》，同样是32开本，530页，定价却是68元。如此算下来，图书价格涨了六十倍还要多一点。每每到书店买书时，总要“割股读书”般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把钱付款；走出书店后，心中还隐隐作疼。如今，互联网上的旧书店比比皆是，并且价格也便宜得不可思议，付款用微信就可以刷单，少了一道数钞票的环节，感觉就像不用花钱似的。前天进入几家网店的账户统计了一下，两年的时间，我就从网上购了三百多本书。

从小时候“盗”钱买书，到打工挣钱买书，再到购旧书，我的读书生涯经历了老家淮阳、打工时期的郑州以及文学创作时期的北京，三种生活环境下的三种读书体验，谱就了我的读书三部曲，更有不同的人生体验。在完成读书三部曲的同时，也享受到了读书的快乐、收获知识的快乐。通过买书、读书，我实现了从体力打工到文字打工的转变。尽管初中没有毕业就辍学在家，我依靠后天的努力学习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，不仅写了几十本书和三百多集的电视剧本，还成了一名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。